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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翻译，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译者，作为参与或引导不同文化对话的中介，在促进交流、消除隔膜等方面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也催生了翻译学作为一门跨语言文化的独立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

　　西方文论研究中心的几个转向可简要归为三种模式，即以原意说、实证主义、传记批评为标志的作者中心，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为标志的作品中心，以及以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为表征的读者中心。无论是“作者中心”还是“作品中心”，都认为意义的生产与读者无涉。但任何阅读都必须由读者来完成，因此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者杀死了文本单数的上帝——作者，“孰为上帝”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接受美学乘机把开启文本的“金枝”交到复数的读者手中。然而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为了清算作者／作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或通过将读者文本化去中心化，赋予了读者以过度自由的裁量权，导致这一转移亦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翻译研究的发展也大致延续了这一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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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心论的偏狭，就是拒绝对话，独霸话语权。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必须具备一种更为开放的、跨学科的视野，才能揭示出文化交流的本质。翻译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对应，涉及原作者、源语文本、原作读者、译作读者、目标文化的选择过滤等诸多因素，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对话。

　　伽达默尔认为“构成本质存在模式的东西是从对话的角度来考虑的，换言之，按照我们具体地相互倾听的能力来考虑的”，翻译亦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巴赫金所言的“对话性”引入翻译研究，创造性运用其对话理论及哲学阐释学和语用学等相关成果，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复调对话”的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阐释图式，演绎出赋格式对话的三个层次。这种对话思维强调作者、作品、译者、读者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整体，并不以某一中心为归依，而是抛弃偏见，坚持“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对话交际构成中诞生的”，如此才能整合各种“中心”说的合理内核，倾听并协调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各自“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让“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声音，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形成对位的对立、调解，在平等对话中推动主题发展，共同完成文本意义的生成。

　　巴赫金创造性地借用“复调”这一音乐学概念，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存在有别于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复调因素。由于复调具有多重对话性，因而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文学研究，也同样能阐明翻译的对话本质。

　　在这一对话模式中，每个作家写作时，都假设一群要接受他语句的读者，通过具有群体性的个体认知，引领并挑战读者语言、文化、情感的知觉、感觉、审美能力与习惯，而潜在对话的结果就是作品。此为对话的第一个层次：原作与原语读者（母语的隐含读者）。但要想与跨越原语的读者（目标语的隐含读者）进行对话，必须通过熟谙这两种语言文化、负有特殊使命的读者——译者，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于对谈者所在的文化语境中。从对原作召唤结构的反馈、原作的遴选，到译者角色的合理定位、翻译策略的制定取舍，以及译本的审查、赞助、评价等，几乎都有多重角色读者的全程参与，译作也是译者和目标读者对话的衍生。由此构成了对话的第二个层次：译者与目标读者。此译作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往往只能完成与特定读者进行对话的历史使命，因为读者的欣赏习惯、审美趣旨总会因人物、时间、地点的变迁或变化而大异其趣，因而呼唤新的对话。为了及时反映、满足特定读者新的审美诉求，重启对话，译者必须重新阐释，更新译本，让新的译本在新的时空与新的读者相遇、对话，从而开始一轮一轮新的阐释、对话的循环，这也是同时或先后出现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的主因。此为对话的第三个层次：译作和目标读者。无论作者还是译者、读者，都不能指望某个译本能跨越所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