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译学理念中，是没有译者的权利这一说的。以中西
翻译史为例，差不多两千年以来我们在谈到译者时，谈到的只有“任务”、“义务”和“责任”，却从不会提到译者的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译者甚至连在译作上的署名权都得不到保证。之所以如此，我想恐怕跟当时
翻译的主流对象有关：因为当时(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翻译的作品大都是宗教典籍、社科经典和文学名著，译者与原作者相比，其地位相当卑微。当时，学界的心目中只有古贤先哲和文学大师，哪有译者的地位，更遑论译者的权利。
曾经也有人想争一下译者的“特权”，如法国翻译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夏尔·索雷尔(Charles Sorel,1602-1674)。他说：“使原著再现于各个时代，按照各个时代流行的风尚改造原著，译者对原作做相应的改动，是译者的特权”。然而在那个“原文至上”、“是否忠实原文是判断翻译优劣的惟一标准”的年代，岂能容得下这样的言论？事实上，索雷尔自己也很快改口说：“为了使译作达到卓越水平，必须选择一种明智的折衷方法：既不受原作者的言词或意义的过分束缚，同时也不相去太远。”
然而尽管没有人给译者以明文规定的权利，但译者们对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还是很清楚的，且并不放弃。譬如对于在翻译中译者有没有权利体现自己风格的问题，在传统译学理念看来，译者当然是无权在翻译中体现自己风格的，因为译者的责任是传递原文的风格、原作者的风格，而不是展示他自己的风格。但是事实上，优秀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文字“搬运工”，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趋，被原文的语言文字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譬如傅雷，他明确倡言“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其用意也就是要求译者摆脱原文语言文字的“形”。众所周知，傅雷的翻译风格就很明显，我们拿起随便哪一本傅雷的译本，只消看上几页，不用看封面上译者的署名，就立即能感觉到这是傅雷的译本。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读者正是因为喜爱傅译的风格才爱上巴尔扎克的作品、爱上罗曼·罗兰的作品的。这里，翻译的事实与传统的译学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形成了一个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