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原因使新中国成立初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对外
翻译出版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目前在辞典方面仍然存在空白的语种就有10多个，这些语言空白点所在地，或者处于中国周边，或者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其意义自不待言
1949年至今的对外翻译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以
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一“语”独大，由此带来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在与西方话语体系的沟通对话中传播中华文化及其思想价值，二是如何消除以
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在向其他语言的再次传播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误解甚至歪曲。如汉语中的“龙”在英译后变为“恐怖与邪恶”的象征，高贵典雅的“白鹤”在法译后变为“妓女”的代名词，再到“联产承包”“三来一补”等核心词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词汇而无法翻译，类似问题贯穿着60多年的中译外历史。
破解这些难题的根本之道，是要有自己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布局，即确立以汉语为来源语的中译外多语种战略规划，包括核心话语的辞典建设、互联网多语种在线翻译平台、移动终端翻译软件开发等。这些都属于对外传播的基础工程，要由中国人自主完成。
以辞典建设为例，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各个语种教学和使用的权威辞典有60多种，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语种还缺乏供外国人深入了解中国的百科知识类辞典，部分语种甚至还缺乏基本的工具书、辞书，不仅对该语种人才培养造成困难，也给该语种地区的人民了解中国造成障碍。特别是与我国签订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翻译人才匮乏，这些地方的民众要了解中国，大多通过其他通用语种的转译，这就存在被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话语体系曲解和误读的风险，对话语权建设、核心利益表达等造成伤害。
我们曾创造过十分成功的对外翻译高峰，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将毛泽东著作作为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经验，向全世界广泛传播。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非通用语种能力建设。截至1966年，外译语种达到44种，不仅有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等通用语，还有瑞典语、希腊语、印地语、
越南语等非通用语，甚至连豪萨语、斯瓦希里语这些地区民族语言都有翻译；在全世界设有近百家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图书的本土化机构，从北欧的瑞典、希腊、冰岛，到非洲的加纳、埃塞俄比亚，再到南美的乌拉圭、委内瑞拉，都能够见到中国出版的当地语言的《人民画报》和各种政治理论图书。
“文革”爆发后，大量外籍语言专家被迫遣散，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受到冲击，对外翻译出版一落千丈。改革开放后有所恢复，但仍然不够。特别是由于出版发行体制机制的变化，出版社无力顾及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的辞书开发，大量非通用语种辞典在出版社经济压力大、编纂人才短缺、数字化能力不足等限制下，存在着印数不足、价格偏贵、更新较慢、普及度与影响力窄、数字化程度不高的问题，部分语种仅有外译中而无中译外，只有浅层信息而缺少深层文化，无力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汇体系与规范。
种种原因，使新中国成立初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对外翻译出版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我国对外翻译语种不到20种。一些曾经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等政治理论图书的非通用语种人才陆续逝去，后继乏人，个别语种断档严重。仅辞典一项，目前仍然存在空白的语种就有10多个，如吉尔吉斯语（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通用语言）、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孟加拉语（孟加拉、印度和临近地区使用，使用人口1亿以上）、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语言）、拉脱维亚语（拉脱维亚语言）、祖鲁语（南非第一大民族语言，非洲最流行语言之一）、亚美尼亚语（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东一些地区也有大量的使用者）等。这些语言空白点所在的国家与地区，或者处于中国周边，或者与中国具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其意义与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