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正视
翻译业的挑战与机遇，延续并弘扬
翻译业的历史担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市，从当地人讲述已知世界历史上最古老而伟大的图书馆的业绩中，笔者得知，不仅埃及文明有过长时间的中断和遗失，而且当代西方文明引以为豪的古希腊文明也曾早早被湮灭和遗失。
正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所藏相关希腊的经典与译作，那些被翻译成拉丁文字的荷马诗稿、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关于日心说的理论著作，以及有着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力学之父”阿基米德、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种种名著，让西方找回了自己的历史之根。不知名的大师们的往返翻译，不仅有文明传播之功效，还会形成对一种文明的救赎，这就是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拥有的译著，对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独特贡献。
在东方，中国汉至宋间800余年，来自印度的高僧与中国本土的学者精诚合作，大规模地进行佛经翻译，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系统化“经典转移”，极大丰富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内涵。
翻译，在人们的常规认识中，只是社会上很小部分人的一种能力、职业和贡献。但史实表明，它始终是人类文化沟通、交流、融合的桥梁，是特定文化留存、发展的要素，是某一领域文明摆脱落后、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诱因。
在中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正视翻译业的挑战与机遇，延续并弘扬翻译业的历史担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6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新内涵。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命运共同体理念适应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根本要求，反映了各国历史上相互依存，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生存环境下的事实，导出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利益观、安全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整体统筹治理观等极具现代性的深刻哲理。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的低潮期，翻译业显现了社会变革功能，国人用求知、求新、求变之心呼唤时代之风，一时之间，翻译“开启民智”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同文馆为代表的翻译与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机构，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与发行现代图书的机构，掀起了引进大潮。严复、张元济、陈望道、梁启超等翘楚，从《天演论》开始，翻译了大批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著作，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正如翻译家所言“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翻译业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革新了社会观念，使中国文化通过吸收、扬弃与增强活力，开辟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相融并进的历史进程。
而在当下，中国的翻译业面对诸多挑战，包括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对翻译业的认识不足，存在观念偏差和价值错位等问题。社会上长期存在对翻译劳动价值判断偏低的倾向。事实上，高品质翻译活动具有很大的创作特点，需要大量的跨文化知识储备，需消耗大量的精力与体力。翻译，尤其是准确精彩的翻译，是许多事业、产业的基础;翻译缺位，或漏译、错译，往往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社会上对于翻译，包括对中国经典几十年磨一剑的翻译，对重要理论著作的翻译等，从总体上看，给予的学术评价并不高，翻译家获得的社会地位亦有限;在实际报酬方面，除现场
同声传译等少数岗位外，普遍偏低，翻译工作者难以仅靠翻译收入维持生计。
翻译业基础薄弱、规模尚小、素质不高，与社会需求差距较大，有利于翻译业创新发展、职业化进步的政策环境尚待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业是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对其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目前，对翻译业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职责使命、目标任务，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制度安排、规划部署，尚未将之提到文化重点建设的高度上来。这样的状况与国家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答谢词中说：“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变为世界的文学。”他的这番话，为翻译业的文化担当写下有力的注脚。
2003年至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从60.9亿美元攀升至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2%;文化服务进出口从10.5亿美元增长到95.6亿美元，年均增长24.7%。这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坚实，也说明翻译业的支撑作用日渐明显。可是，好翻译难寻，是许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正在赋予翻译这个古老行业以神圣使命，它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转变观念改革进取，为翻译业提供良田沃土、风调雨顺般的成长环境;更需要翻译界有担当、负责任、有作为，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向世界准确地诉说中国的故事，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