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博译翻译公司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作，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接轨”已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麾的“名”词儿。近来我们的译坛上也时而见到这一提法。我们尚不明白“接轨”二字的更多含义，但仔细一琢磨便感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不可能有某个国家，或某些民族先走上“正轨”，而其他国家或民族随后均应顺此轨道发展。翻译研究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由某个民族的学者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概括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来。只有懂得东西方语言，具有东西方语言（譬如，汉外语言）或世界各种语对译丰富经验的人，才有资格讨论翻译中真正、普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今不可能有，也更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其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发展其自身的翻译理论。世界的文化不是朝一元化的方向，而是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我国的翻译理论要走向世界，但这不应牺牲自身的特点，用西方的概念套我们的翻译实践而造出｀｀理论”，而是要按我们的翻译实践提出我们民族的东西口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