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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就日益普遍的日常国际文化交往而言，还是就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的引进和输出而论，翻译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有关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有关“译得好”还是“译得差”、“可译”或者“不可译”的问题，不仅是翻译研究者不断着力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时刻困扰具体翻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究竟从什么理论立场出发，才能比较适当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从而使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呢？

我认为，相比较而言，这后一个方面理论意义更大，因为它虽然不是王文的结论、而是其基本前提，但直接触及到人们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所必然涉及的根本关节点，也把其关键性难题非常鲜明地揭示了出来。显然，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才有可能不再停留于细枝末节，而是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他并没有对这种“先验”维度为什么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做出理由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以强调这种“先验”维度为基本特征的康德先验哲学，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囿于篇幅，这里只能非常概括地陈述以下理由：

第一、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康德的先验哲学完全坚持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和理想，即鄙视和拒斥感性经验，竭力试图通过舍弃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而追求其背后超验的、确定的、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实际上，无论其善良愿望是什么，这种立场都会完全割裂实际经验过程和相应理论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样一来，尽管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指导具体实践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其结果却由于完全忽视了具体行为主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生成过程，变成了对研究这种经验过程的努力的限制——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具体翻译者的主观经验的不断生成过程及其结果，从而导致了为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而这样一来，其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如果不仅仅停留于直接援引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是从追询其研究模式的角度进一步透视其基本框架所依据的摹本，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框架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其基本特点即竭力追求一劳永逸地获得研究结论之绝对的、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几乎用不着进行系统详细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作为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典范，牛顿经典力学所面对的，只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自然客体，而不是以主观经验的不断动态生成过程为基本特征的、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现实社会主体。因此，只要承认“不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我们显然就可以说，完全处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与牛顿经典力学和以其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涉及的对象截然不同。所以，援引康德哲学的“先验观”、“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学理上似乎并不具有什么根据——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在学理上看是可疑的。

第三、就其方法论视角而言，康德先验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所关注的都只是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力图通过从其特定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出发，通过舍弃研究对象变动不居的现象生成维度、仅仅对其目前状况进行相应的研究，便得出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亦即得出具有历时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把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显然，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彻底割裂和抛弃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生成维度、彻底把这种对象孤立出来，从而使之变成“无本之木”。我认为，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里最突出的特征其实就是翻译者主观经验、主观理想和具体标准的不断生成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译者水平和眼界的不断提高过程。毋庸赘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论视角，根本不适合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研究。

一般说来，无论从事哪一种翻译或者翻译研究，无论翻译的“理想”和“标准”在具体研究者那里多么五花八门，我们似乎都可以说，它们都完全来源于翻译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它既来源于某一时刻既定的实际翻译经验，又因此而不断地为进一步的经验性翻译实践提出不断演进的“理想”标准，因而是具体的翻译经验的不断动态升华过程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在从理论研究角度涉及翻译的“理想”或者“标准”的时候，似乎就不必像王文那样认为“跨越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了——除非我们把某一次翻译活动彻底和绝对地与其前后相继的同类活动割裂开来。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是“翻译活动→理论反思和研究→理想的翻译标准→水平更高的翻译活动→……”

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译文和原文、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强调原作者个人化情境的绝对不可重复性，强调原文本语境和语言结构的不可企及性、不可超越性的做法，实质上也是我们这里所指出的“理想”或者“标准”的具体表现之一，只不过采取了稍微复杂一些的表现形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作者的情境、水平和境界永远不可重复、甚至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者永远只能停留在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甚至顶礼膜拜的层次上；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完美无缺、永远不可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作品永远只能是对原作品的有缺陷的、蹩脚的“仿制品”。显然，这种做法不仅包含着对原文和原作者的“理想的”极端美化和崇拜过程，同时也包含着对翻译者和翻译作品的“理想的”轻视和贬低过程——尽管这两种“理想”的性质截然不同、实际运用这种做法的人也有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面，但它们不仅同源、具有同样静止和机械的方法论视角、没有看到这些方面都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而且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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