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博译翻译公司

    翻译是一门艺术，也是一次在创作的过程，因此深圳翻译公司认为翻译其实也有着很多的乐趣。
 

    翻译理论，鲜有——怎么说呢？——让人捧腹者。或言之生如哀歌，又如训诫。20世纪的译界翘楚，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从苏维埃俄国流离失所，对罗伯特·洛威尔之流自由思想家大加攻击，因为他们从不忠于字面意义；又如生活在前纳粹时期的柏林的犹太人，瓦尔特·本雅明，将译者的任务视之为不可言说的理想阐释。译者的语言，永远无法捕捉到诗歌的细微之处，哀歌如是唱诵。诗歌！就算是“娘亲”这样的词，都难以尽译……哀歌的神话亦是悲哀的——巴别塔上，语言分崩离析，乃是降之于人的惩罚——无力的人们互相嘶喊，熟悉的话音歧义顿生，各类名目也成了满目的异物。语言大同才是伊甸园里没有被摘下的苹果叶。

    翻译理论——鲜有调侃，令人愉快之语。
    大卫·贝洛关于翻译的新作，可以说，是摆脱这一藩篱的首次尝试。翻开书来，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译员如何，纽伦堡审判如何催生了同声传译，新闻专线如何，漫画人物高卢勇士阿斯特里克斯的话泡泡怎样，伯格曼电影中的字幕又怎样，诸此种种，尽听他娓娓道来。他在书中为我们提供的是翻译行为的人类学视角。而透过这一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宽广的画面。传统的翻译研究，文虽高洁，遍目哀鸿；个个都在本着脸做学问。贝洛则句句务实，文风活泼。挽歌虽美，匪他所欲。贝洛在做的，是要另辟蹊径。

    贝洛是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与法文教授，并负责该大学的翻译与跨文化交际项目（我要插一句，我也在这个项目中做过演讲。）不过，作为译者的他要有趣得多，他将两位尤为重要，颇值得关注的小说家介绍给了我们：一位是法国的乔治·佩雷克，其对小说形式的关注近乎于痴狂，另一位是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虽然贝洛的英译并非源自阿尔巴尼亚语的原著，不过所本法文版也是在卡达莱本人的指导下译就。在我看来，贝洛的新书，就是来自他对这两位作家著作的翻译实践。他的翻译实践证明了两点：其一，即使是高度注重形式的小说，依旧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充分地得以表达；其二，即使不经由原著，在对译本的翻译中，仍可以充分传递原文。而这两者，都是悲观的正统理论所不能接受的。

    贝洛曾不无自豪地引述了一个例子，他的创造性足以让其以之为豪。在佩雷克的小说《人生拼图版》中，某个人物正漫步在巴黎的一处拱廊中，在一家恶作剧店的橱窗前停下了脚步，被那些妙趣横生的名片吸引住了。在佩雷克的法文原著中，有一张卡片上写着“Adolf Hitler/Fourreur” 。法文中的Fourreur，就是指卖皮草的，而佩雷克这张卡片的可笑之处在于，这个法文单词的发音，跟法文中元首一词的发音一模一样。所以，贝洛在其英译本中，灵机一动，把这张卡片译成了：“Adolf Hitler/German Lieder”，用Leader(英文中领导一词)的同音词Lieder（意为民谣）来替换了原来法语中的双关。贝洛在译文中选择的同音双关，虽然只是戏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一译文也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作。（译者按：不知道贝洛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纳粹投资”的译法会不会嫣然一笑）

    从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中得到的结论，或许，会让那些老派的读者不知所云。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每人个所说的语言，都是一种个人语言——个人的母语——而母语，不外是由词汇和一套约定俗成的语法构成的，又各有差别。然而，贝洛认为，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语言间的转换，还是语言的混用，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贝洛的观点，其哲学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所谓的“唯名论”，“词语无外称谓而已”——这一观念，在如今的文字世界中，变得更为根深蒂固：多亏了词典编纂学家们的处心积虑。倘若我们看一看那些用于构建语言大厦的词汇，你会发现，很难在两种语言中找到体积、重量、外形，一模一样的两块基石，在如此的逻辑之上，语言之不可译，在唯名论这一错误观念的佐佑下，似乎就言之凿凿了。不过，贝洛仍写道：“像‘头’这样的简单词汇，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就认定其为某件具体东西的称谓。这一类词也建构出了丰富多彩的语言形式。”尽管在法语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词，可以把汉语“头”的丰富含义淋漓尽致地充分表达出来，但如若只是要表达它的“任何一种特定用法，这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然而这一误解，源远流长。早在圣热罗尼莫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时候，对于翻译的讨论就消逝在不可言说之中了——众所周知的是，每一种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此，一切翻译皆是妄言，在理论上就无法站稳脚跟。贝洛的提议是，其实应当“假定……作为交际活动的翻译，与其不可译性并无关系。”无论是圣经的传播，还是冷战时的翻译机，在分析完一个个迥乎不同的个案后，贝洛平静地将可译不可译这个陈谷子烂麻子从他的书中扫落，连同其倒霉的影响。
    举例来说，常言道，译文永远无法代替原文。但译文，贝洛在书中写道，并非要照搬原文，依猫画虎也未尝不可。是故，忠实与直译，这对翻译的姐妹术语，便显得不够通融了。忠实与直译的背后，流露出的，还是对译文地位的焦虑，还在渴望使译文成为原文的翻版。Adolf Hitler/Fourreur! 译成中文就成了皮草商，字面上倒是准确无疑；可惜，远远达不到神似。
    这种焦虑，在文学翻译中，有过种种的表现：风格便是其一，——既然这是形式与内容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体现——势必使得艺术作品无法翻译。不过，这种忧郁也太具戏剧色彩了。文字与其语音之间的游戏，在任何语言中都可以找到，所以译文同样可以生动有趣。贝洛继续写道：“找到一个对应的笑话，一种相称的风格，都可以看作一种更为基本的能力的具体表现，称之为模式适应力，或许最为合适。”

    翻译，与其说是在提供一种替代品，贝洛虽然不动声色，却又语出惊人，倒不如说“是在某一群体中，为用另一种语言说出的话语，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对应。”能否为群体接受，要看翻译的话语是否满足了群体的需要。毕竟，“翻译只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面与原文相似。”因此，翻译并不像“学校的考试卷，或是银行明细单那样”，非此即彼，正误立判，“一段翻译，更像是一幅油画。”翻译，如同任何一种艺术，所寻求的莫外一种等值的符号。



    本文出自深圳市华博译翻译有限公司漆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