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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翻译公司华博译为您分享：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确实并不如巴斯奈特所说的仅仅是转向翻译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在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有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与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相比出现的三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运用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化理论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第二个领域是把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字的材料扩大到非纸质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对影视、卡通、动漫等作品展开的研究；最后一个领域即是对翻译进行研究。

    第一个研究领域与197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初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展，尤其是随着对一些新的文化理论的运用，地缘政治、文明冲突、自然生态、民族图腾等问题也纷纷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及其讨论的问题似乎与文学本身正在渐行渐远。

    第二个研究领域国内比较文学界目前开展得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比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影视作品的研究上，对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的研究似未见到。而在影视作品的研究方面，如何区别于影视批评而显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这恐怕是一个有待专家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研究领域就是翻译研究。此处的翻译研究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翻译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以为，翻译研究，特别是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的翻译研究，与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

    比较文学翻译转向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从此只研究翻译，而放弃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恰恰相反，通过研究翻译，学者们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更加显现的阐释。譬如，文学关系历来是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课题。但是以前的文学关系研究要么是致力于寻求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事实联系”，要么是比较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的异同，然后从中推测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则不然，以多元系统论为例，它提出了一系列原先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文化更重视翻译，翻译进来的东西多，而有些国家的文化则相反？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语系统中居何地位？与其在源语系统中相比又有何差异？我们对每个时期的翻译传统和翻译规范有何认识？我们又是如何评估翻译作为革新力量的作用的？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与被奉作经典的作品，两者在文学史上是何关系？译者对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作何感想，他们的感想又是如何通过比喻的方式传达出来的？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关系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多元系统论还对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位置，取决于三种情形：一是当译语文学系统自己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阶段时；二是当译语文学自身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三是当译语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时。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译语系统中都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退居边缘。把这三种情况证之我国清末民初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1930年代1940年代我国新文学已基本成型时的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时我国自身文学正处于一片荒芜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显然使得我们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阐述变得更加清晰透彻，也更具说服力了。事实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等很大一块研究领域，都只有通过对翻译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

    实现了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对当代各种前沿文化理论同样也有大量的借用。但与上述比较文学文化转向后出现的第一个趋势有所不同的是，翻译研究对文化理论的运用大多用在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文本的阐释上，体现出较强的文学性。譬如当代翻译研究者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某一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分析，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她们使用的策略，诸如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等，同时通过对同一女性主义作家原作的不同译者（包括不同性别的译者）在不同时期的译本的比较研究，如译文中对原作与性有关的段落的删改处理，对一些性行为或性意识词语的不同方式的翻译和替换，等等，非常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我们国家对西方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接受过程。

    再譬如当代翻译研究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运用。借用解构主义理论，研究者认识到，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撒播、印迹、错位、偏离，原作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作的生命才得以不断再生，不仅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同时也对译文的意义、价值及其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同样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

    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理论，诸如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等，既为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除了翻译史和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借用这两块研究领域以外，当代翻译研究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其他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譬如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编撰和文选的编选等一样，都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再如，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理论，同样揭开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层面。

    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都各自实现了它们的文化转向，国外的文化研究则实现了翻译转向。实践证明，这两大转向给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以及文化研究都带来了勃勃生机。我相信，随着国内比较文学界翻译转向意识的提升，随着国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进和完成，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也一定会给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带来新的契机，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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