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经典、长篇、大部头的对外译介，忽视不完整、不系统、跨界、短平快、消费性极强的文化信息的传播，“严谨的输出导向”和“活泼的需求期待”之间存在缝隙，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常常过于死板紧张，缺少灵活变通
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对文化
翻译的关注持续升温，文化
翻译的影响力已从学术殿堂扩展到了整个社会。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日益普及，“中式
英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开始融入
英语之中，如“土豪”“大妈”“人山人海”等；许多曾被认为是“高大上”的外文词汇现在也有了更“接地气”的民间“译法”，如“百老汇”对应“宽街”，“珍珠港”对应“蚌埠”等；每当一部新电影出炉，就会有一大批“粉丝”热情地参与志愿翻译并热烈争论其译法好坏；而随着机器翻译、云翻译等新技术深度嵌入人们的生活，跨文化翻译似乎已不再是一个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能，“高手在民间”，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文化翻译“全民总动员”的时代。
大众对翻译的兴趣如此之浓，与新媒体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有关。正如传播学家李普曼所预言的，由媒体信息营造出来的、不同于“现实环境”的“虚拟环境”现已成为每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在这个“虚拟环境”中，信息的传递可谓“环球同此凉热”。每一部热播的影视剧、一段搞笑的视频乃至一本流行的小说，都会以极快的速度穿越各国语言，经由译者的消化处理，“妥妥地”融入全球范围的受众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翻译、出版乃至媒体机构的反应却往往不一定是最快的，译法也不一定最为大众所接受。在他们通过官方途径“定稿”之前，无数通晓外语的热心人早已兴奋地拿起译笔、话筒、手机、电脑，开始了主动的跨语言翻译与传播工作。
然而，在中外文化信息通过新媒体广泛、迅速的互译与传播过程中，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化的信息译介的速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信息译介和传播的程度。中外文化信息与作品译介传播的不对称更加明显，“翻译鸿沟”也变得更深。当更多的中国受众可以轻松地通过本土化翻译内容，掌握美国最流行的魔幻小说、政治影视剧、青少年文学时，中国积淀五千年的文化内容，却仍然尘封于艰深的汉字世界与壁垒森严的学科规范之中，难以转化成具有当代性、世界性和感染力的大众文化产品，难以被潜在的中外读者、译者和热心“粉丝”发现、了解、传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对很多小语种受众来说，中文更是一道被过分夸大的障碍，让他们没有勇气穿越其中，真正走进和享受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真的没有群众基础吗？其实不然。有人认为许多外国文化作品“门槛”低，“普适性”更强，更容易被翻译，中国文化作品“门槛”高，没有“普适性”，不容易被翻译。是这样吗？绝对不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什么值得翻译”。传统对外译介的扶持目标，常常集中于成套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部头的作品，仿佛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级经典“送出去、供起来”就是文化译介的最佳出路，且翻译过程也十分注重严密的体系、程序，唯恐失去“原汁原味”。此举对于学术研究、图书馆收藏、高层交流固然意义重大，但事实上，从普通人的接受习惯来看，每个带着固有文化习惯和接受视野的人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都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乐趣到思想，由体验到对话，而且往往还需要由他们所信任的译者对其进行本土化处理和创造性吸收。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也是创造者，要有自己创作的空间和余地，才能真正让一部来自异国的作品在本土落地、生根、散发魅力，就像中国人阅读的雨果、托尔斯泰，也都具有中文独特的节奏韵律一样。因此，对中国文化作品的对外传播，很多情况下也要鼓励和支持优秀译者必要的“编译”，或者通过与熟悉外国读者的国际编辑、文学经纪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才能让作品更好“落地”。
从传播内容来看，除了传统出版、影视机构的大部头作品之外，更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往往来自碎片化的信息、文章乃至故事、评论、视频和图片，他们想“采购”的，往往不是“成套设备”，而是“零售商品”，这部分工作其实也不可小视。例如，许多人未必通读过莫言的作品，却可能关注过他的演讲和“语录”，希望知道他和中国当代作家群体的关系；许多人未必熟知《西游记》，却对“西游记的管理学理念”颇感兴趣，想知道它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影响；许多人未必能啃完全部中国历史，却对道听途说的中国历史传奇人物津津乐道，希望借此丰富自己的历史想象；许多人听说过中国诗文的辉煌成就，希望能下载一些可供吟诵的篇章；还有许多人从未来过中国，却希望通过网站查询到中国各地博物馆的藏品、考古成果、艺术家的代表作……凡此种种看似不完整、不系统、跨界、短平快、消费性极强的文化信息需求，恰恰很少得到中国对外文化译介扶持体系的关注和支持，其结果，就是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常常过于死板紧张，缺少灵活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