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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前面我们讲到,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再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那么,权力主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看权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
1、权力话语对译文的影响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尤其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父权政治的权力话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理所当然的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者(无论男女) 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翻译他人作品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用男性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例如在William Thackery 的小说Vanity Fair (《名利场》) 一书中,作者描绘女子学校校长巴巴拉?平克顿给其学生写的推荐信时是这样写的:
…yet,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all the praises the stone- 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 who actually does le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rn his losses1(2001:4)
杨必先生把这一段翻译为:……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的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他们家里的人也真的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许多人对于good 一词的翻译盛赞不已。我们且不说杨必先生的翻译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我们认为她把“a good wife” 翻译成“贤良的妻子”,从一定角度上反映的是中国男性社会对女性在妻子角色上的一种定位,提出的对妻子的要求是“贤良”。译者本身受到了她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其虽然也是女性,但是对女性乃至自身的定位仍然停留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上。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现在来看,也许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译法,“出色的丈夫,可敬的父母,优秀的妻子,孝顺的子女”,或者干脆直接翻译成“好丈夫,好父母,好妻子,好子女”,因为不同时代对于父母、妻子、丈夫和子女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好”本身就是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把“good”直接译为“好”既忠实反映了原文的意思,又兼顾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因此,我们说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受制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权力话语的。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人们: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透明,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而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2、权力话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及译作完整性的影响
唐三藏取西经的故事,实质上就是他翻译经书并引进中国的过程。他翻译梵文经典,使佛学日益昌盛于中国,因此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玄奘法师长于唐朝,而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疆域,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虽然唐三藏是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西去取经,但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春,他自印度留学回到中国,满载而归地返抵长安时受到朝野的隆重欢迎,唐太宗更是要赐予他官位。为什么前后差异那么大呢?我想应该是权力话语在起作用,用佛家思想来巩固大唐的统治,威慑四海,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可以说,像玄奘这样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的权力话语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建国以后,我们大量翻译当时的苏联文学作品,而对英美国家的众多语言学作品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很少有人敢于问津。这一现象也有力地证明了权力话语对于翻译文本选择的重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与此相似的是,在清朝末年,出于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被译成中文,这也是权力话语在文本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又一集中体现。
四、结语与展望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翻译的本质: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行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间的等值转换和替代,翻译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吕俊,2002)。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中极具影响力,与此同时也给翻译领域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并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以及背后的操控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任意篡改和创造原作的权力。在翻译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概念注入到翻译领域,将会使翻译研究跃出一个层面,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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