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理解
造成隔阂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个语言差异的问题，但复杂文本的翻译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中文的确是很复杂的语言，有时候即使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难免出错。亚瑟·韦利大概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日本文学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译家，他译的《诗经》和《源氏物语》堪称经典，他节译《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精彩章节，题为《猴王》，也十分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大翻译家，也居然把“赤脚大仙”误解为“红脚大仙”，误解很难完全避免。著名翻译家华兹生曾译《庄子》《韩非子》《史记》等中国重要著作，很有成就。但仔细查看之下，偶尔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庄子·外物》结尾有这样一段有名的话：“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华兹生的译文读来很流畅，但却未必妥当，因为问题不在译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庄子原文前面几个排比句，重点都在说明语言只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就像捕鱼的竹笼、捉兔的罗风，一旦抓获了鱼兔，就可以丢弃在一旁。接下来庄子发问道：“我怎么才找得到一位忘言之人，可以和他说话呢？”言下之意，世人大多只记得言，而不能得所言之意，所以庄子有此一叹。华兹生的译文固然是“忘言之人”，可是
英语里的完成时态表示此人已经忘了言，然而庄子尚未“与之言”，那么他忘记的就并非庄子之言，也就不是庄子要找的人。庄子希望找到的是能够忘记他的言之人，因为这个人才会得到他所言之意。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庄子的话往往都出人意料，超乎常理，要表达庄子这句话的原意就需把译文稍作改动，把完成时态改为将来时态：这看起来只是动词时态一个小小的区分，但在意义上却有根本的差别，关乎庄子哲理的准确表达。这里举出两位翻译名家的白璧微瑕，绝无意贬低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而只是想要说明翻译，尤其文学、哲学之类复杂文本的翻译，绝不是懂两种语言就可以胜任，却要求对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许许多多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当中误解和误译的地方也很不和，道理也一样。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问题，因为在一般语言表达能力之上，要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要熟悉并且把握学术语言规范等其他许多方面。学习外语达到能够基本表达意思，并不是很难，但能够做到像使用自己母语那样使用外语，尤其写作能达到正式发表出版的水平，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汉学家很少人直接用中文著书立说，中国人自己翻译中文成外文，往往吃力不讨好，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近年来我因为编辑这一套丛书，专门把中文学术著作译为英文出版，常常审读译稿，在这方面颇有些感受。翻译不是自己写作，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大环境里往往不算自己的研究成果，于是教授学者们很少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很少做翻译，而且做也不见得就做得好，是翻译中文著作成英文，大多还是依靠母语是英语的译者。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有一本评价颇高的《晚唐诗选》，他在序言一开头就说：“翻译中国诗的艺术是意象派运动的一个副产物”，又说“中国诗最好的译者多半是诗人或爱好写诗的人，依靠修改别人译的初稿来翻译。”这当然是说，中国诗最好的译者是以英语为母语而又会写诗的人，哪怕他们的中文水平不见得很高，但他们对诗的韵律有特别的敏感，依靠修改别人在传达意义上也许更准确的初稿，就可以把中国诗翻译成英美读者更能接受，也更能领会其妙处的英语诗来。其实当年林纾翻译西方小说，就正是这样的情形。由于意象派以来英美现代诗首先注重意象，如何传达意象就成为翻译中国诗最重要的任务，而为了意象，往往不得不舍弃原诗的格律形式和音韵。葛瑞汉把现代诗的感觉与西方读者的期待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认为，翻译中国诗最好由英美人来做。这话虽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但也的确有一定道理。前不久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颁发“北极光”文学翻译奖，但许教授的翻译在国内就曾引起不少争议，在国外本来几乎没有人注意，获奖之后则有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批评。当然，批评并不是坏事，但如果翻译成外文的作品外国读者大多不接受、不欣赏，翻译就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