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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君子钦译《吉本自传》初刊于1988年前后，至2002年三联书店将该书列入三联精选之一，将十八世纪以写《罗马兴亡史》一书成名的作者吉本自传向青年读者推荐，三联有此卓识令人钦佩。子钦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加入翻译家的行列，然而先时所译多不是纯文学作品，并多时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校订工作，此外他尚翻译英国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的传记作品，另部《柏拉图对话集》七篇（收入廿世纪文库）翻译时间不详。子钦是属于上一代的翻译家，虽然译作数量不多，但以他忠实精美的译文足为后起者的楷模，他于原作有一字疑难必亲赴上图查看资料核对，没有极端认真的精神，即使中外文字造诣极高，也难免没有误读。子钦从事译作所显示的敬业精神，既符合其为人也展现其多方面的学识素养。晚年由于病痛行路艰难，对他来说就是有疑问不能上图书馆查对，以此搁掌，终未能留下更多的译作，这是作为深知子钦的我所引以为憾的。
   
    子钦浙鄞人，那是文化昌明又善经营实干的地方。子钦十九岁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时胡适、马君武先后任校长，任教职的都是当时名流学者，特别是先师潘仲昂先生出任训导长，对子钦影响尤大，子钦学习勤奋尤钦佩潘师的英文造诣，因此他将潘师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文章作为学习英文的材料，在课室之外的进修，为外文打下坚实基础。子钦自云一日潘师巡视宿舍，他正用一架破旧的打字机练习，受到潘师的嘉许。我们二人都极钦佩潘师撰译的孙中山遗嘱译本，共认为译文首段文字尤为漂亮。但子钦所长或不在此，未久他便进入银行界了。
   
    始识子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战期间，当时相知尚未甚深。人云聚散无常，与子钦六十载交谊正应了这一句话，因为其间聚而合，合又分者不知多少次。然而最神妙的一次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那时我正赋闲，后因友人进入私营海燕书店，初时店址设在中央商场华侨银行楼上，一日已暮色沉沉，我正从中央商场转入四川路，仿佛是直觉地感觉到身后的轻快的皮鞋声，如此之熟悉的鞋声，我转回身一看正是子钦，一身笔挺的西服。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为这意外的重逢而喜悦。遗憾的是这是极其短暂的重逢，而且又是充满着不祥变数的一次再聚。昔人曾有“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语，以此比照与子钦的六十载交谊无妨说是恰如其分的写照。1958年子钦从他治下卓有成绩的银行管理岗位上调往青海执教，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一段经历，缄默意味着不可言说的隐衷。翌年，我经历了比子钦更为严酷的处置，悠悠五十载就这样过去了。子钦比我先回上海，而当我也同样回来时，这才开始了这最后卅年的相知更深情并常晤面以及书信往还极频繁的温煦的暮晚生涯。
   
    1982年我终于得到牛津世界古典丛书硬面小开本的《吉本自传》，知道有吉本，还是战时三校南下在云南蒙自旁听叶公超先生讲授十八世纪文学时留下的深刻印象。或许也是一种机缘，在子钦正忙着为他人校订译文时，我向他推荐了《吉本自传》，子钦慨然承诺，原著所存在的难处譬如正文与日记交错以及生僻的拉丁文等等，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一滴，子钦正如他说的，爬上老上海图书馆的高楼，查阅图书，一一加以解决。他交出了一本译文忠实文字优雅的完卷。于是，我又向他推荐译我所喜欢的英国E.M.福斯特的散文，第一篇就是福氏在电台上的讲稿《我的书斋》，似乎子钦一共译了三篇，稿都散佚。而此时子钦亦因心律失常，再不能行走。他译书是必要上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他终于痛苦地结束了译书生涯。
   
    这最后卅年的相处本是我们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子钦还曾说《吉本自传》译文可作为我们二人友谊的明证。我翻检旧信，曾对他流露说，如今我们似乎这样依恋这个世界，并且从未改变想望世界未来的那样的好奇心，但最后我说不要忘记人是有极限的。近十年他已不能再上我家了，只有书信往还，而他连执笔写信也有困难，但总仍是努力地来信。我一般是一月中一二次通过与子钦爱女彭茹电话询问他的健康，这样的时候子钦还是在电话中说一二句。三月中的一天我正要寄两篇文给他，后来又想先通电话吧，在彭茹口中我完全无心理准备地得知子钦已去的噩耗，我不由自主地在电话筒中失声痛哭，“人是有极限的”，我曾这样对他说过，但理性并不能抑制哀伤，而十年前那一次与子钦最后一面已不记得，正应了前人说的“尽将死别当生离”这句话。
   
    子钦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完美的吉本的自传译文，吉本对于书所洋溢的热烈的喜爱几乎贯串于全部著作中，这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激励。
   
    子钦有许多友朋，而与谷林君交谊最长最厚，数十年书札往还不断。与谷林在电话中唏嘘相向时，我还是想起了斯宾诺莎的那句名言：“一个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的沉思而不是死。”这是对于生着的我们的惟一的安慰。因为子钦是本着他的禀性走过虽然艰难但却富有生气与成就的一生。子钦已矣，后之去者又将谁为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