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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诞生使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发生了巨变，语言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关键，语言传承了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显然，它是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认知。这与中国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后者的世界观是高度符合社会及自然规律的。
东西方哲学和宗教对语言的本质有所认同，但对语言行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东西方对语言的认识及所持态度的异同集中表现在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方面。在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语言观是他的本体论和人生论结合的产物，以他的“无为”的宇宙观和“无名”的认识为基础。老子的宇宙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宇宙间先有道，之后有土地或阴阳，然后形成万物。而且“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有名（语言）产生在天地和人类的同时或之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说明有指称功能的语言属于“有”的范畴，它可能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或同时，是生成万物之母。宇宙问的万物凭借语言之力得以创造，语言通过其生成万物之力显示它存在的重要。
无独有偶，西方《圣经》中的《创世记》（Genesis）也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太初有语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耶和华神用土造就了地上各种走兽，天上各种飞禽，然后将它们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如何称呼它们。亚当对每只活物怎样称呼，那就是它们以后的名字。于是亚当给所有的牲畜，空中的飞禽，以及地上的走兽都取了名字”（《创世记》2．19—20）。语言不仅有指称功能，而且是创世和造物的。上帝只用命令句就造出了天地和万物：“让光明存在吧!让陆地存在吧!”于是就有了天空和陆地。他又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子造人，并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爬虫。”由此产生了人与自然相分的现象，且人与自然毫无共通之处。可见，西方宗教和中国道家的语言观确有相同之处：语言除了指称功能外，还具有生成万物的超自然之力。
在以个人本位为主要取向的西方文化中，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在古希腊，修辞学自问世之日起就是一门劝导和说服别人的学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修辞学的定义是：“修辞学，就其严格的意义讲，是研究劝导方式的学问。”劝导显然是一种阐释，当我们认为一件事情被阐释清楚时，我们就已经最大限度地被说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言语观是创世的，旨在创造并改造世界和社会。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喜欢辩论，善于言谈和习惯言辞对抗的道理。面对面的和相互平等的对抗，对美国人来说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动力。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辩论，更不习惯对抗。对抗，包括言辞角逐都是矛盾的根源，与中国人的中庸平和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中国，把语言当作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是近代的事情。这是因为以内省反思、道德伦理为主的中国文化，一直把“正心、修身”以及人格修养和语言高度融为一体，即所谓万物皆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言行合一。语言交际和人格涵养是相关的一体，前者为标徽，后者是实质，也决定前者。概括地讲，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言语观是创世的，旨在创造世界。中国语言哲学观是治世的，旨在通过治世达到和合。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偏爱语言行为，更相信其创造力；中国的老子相信并认为“天之道……不言而善应”；孑L子对语言的使用则采取谨慎态度，推崇“仁者好静”的思想，主张“慎言、寡言、戒言”。就语言的使用来讲，以个人本体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人一般较为健谈（talkative），惯于表明自己（self-assertive）。西方人直言快语，直截了当，喜欢争论和对抗，一定争得水落石出，强调个人发展和向外延伸自我，愿意用语言表达内心世界。以群体和他人为取向的中国人不那么健谈，他们很少与人对立，讲话尽量婉转隐含，语言交流时善于察言观色，对他人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接受性，形成了内心自治（reserve）和向外慎言（cautious）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