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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同时翻译也是一种博弈。翻译策略中文化和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困惑对归化和异化翻译手段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归化和异化这对矛盾统一体成为翻译博弈论中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也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的辨证关系。
“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张今，1987）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异国语言和文化现象这个问题上，各国语言学者和翻译工作者提出了种种翻译策略和原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T. H. Savory（萨瓦里）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12条翻译指导原则，即：必须译出原文文字；必须译出原文的意思；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必须反映原作的风格；必须反映译作风格；必须译成与原作同时代的作品；必须译成与译者同时代的作品；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不可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诗体必须译成散文体；诗体必须译成诗体（谭载喜，1991）。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翻译原则正体现了E. A. Nida（奈达）所表述的“由于不同语言在意义和结构上存在着许多差异性，一些人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翻译又得以完成，而且完成的还不错”的观点（1993：2），也符合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J. C. Catford（卡特福德）所提到的“untranslatability (不可译性）”和“translatability (可译性）”1965）。
诚然，翻译一方面作为沟通不同语言、思想与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又往往成为跨文化交际因素中一个充满矛盾、令翻译者倍感困扰的难题。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字结构有着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所以在跨文化的翻译中有时甚至产生出某种语言所要传递的信息很难通过译文传达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但又必须很准确地通过译文传递信息给读者这样的“进退维谷”的境况。这时，“异化”(foreignization或alien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或adaptation)就成为解决这一困惑和难堪的选择。
一

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归化，相对“异化”，翻译上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源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例如：“to seek a hare in hen’s nest”归化翻译成“缘木求鱼”，而不是“到鸡窝里寻兔”，“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翻译为“穷得如叫化子”或“一贫如洗”而不是“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异化，相对“归化”，指在翻译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例如：Time is money 异化翻译为“时间就是金钱”，honeymoon “蜜月”，sour grapes “酸葡萄”，ivory tower “象牙塔”等。国外的异化派主要以美国的美籍意大利翻译家Lawrence Venuti（韦努蒂）为代表，从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郭建中，1998），其目的是要在翻译中表达翻译中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认为翻译可以是研究和实现差异的场所，并恢复和修订被遗忘了的译文，以建立一种新的翻译传统（郭建中，2000）；归化派则以美国翻译理论家E. A. 奈达为代表，他提出了“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观念，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跟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译者要从各种译法中挑选最接近原文效果的译法（Nida and Taber, 1969) ，在1986年他与冉德瓦尔德合著的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一书中改为实质上无区别的概念“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一直都未平息过，不仅国外如此，从中国翻译史可以看到，国内也如此。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关于译文风格的质直与文丽之争，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信”、“顺”之争，再到现在的“直译”、“意译”之争。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见孙致礼教授“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41）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和各民族之间克服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文化的异质色彩似乎正在逐渐淡化。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和“反文化同化”的呼声却又此起彼伏，各民族要求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意识也日趋高涨。作为语言、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仍然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继续发展。在这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去重新认识和把握翻译策略中的归化和异化呢？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科学――博弈论。

二说它古老，是因为博弈应该算作人类历史中最悠久的社会活动之一。在中国，比较著名的策略博弈论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齐王与田忌赛马"经典事例。在国外，博弈论的思想可从巴比伦王国的犹太法典中讨论了一个所谓的"婚姻合同问题"找到。说它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是因为现代博弈论的建立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博弈论的发展、完善及在经济学方面的广泛应用，则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博弈”一词的英文单词是Game，意为诸如下棋、打牌、划拳等游戏中的对策、游戏。现代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理论”，最早是John von Neumann（冯?诺依曼）发明的，后来John Nash（纳什）和A. W. Tucker（塔克），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也对其做出了一些贡献。Game Theory用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理性博弈者因其意向、通过策略互动产生非意向结果的策略方法，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实际上是当事人面对一定的信息量寻求最佳行动和最优策略的问题，即博弈论以对方的行为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并寻求最佳。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与合作的理论。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具有普遍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决策问题都可以认为是博弈。
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探索性的、单个进行的、尝试和犯错误的语言游戏(a heuristic one-person trial-error language game)（郭建中，2000），译者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套固定的“规则”（如语言规则，翻译理论和原则，翻译技巧，文化折射等），但又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技能（Gorlee，1994）。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这种游戏的另一个特点，译者在游戏过程中既要必须明白其中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他们又可以改变和创造规则。这样，翻译就变成了一种具有知识性、创造性、抽象性、决策性，千变万化的博弈活动。博弈论中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其区别在于相互作用的博弈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互动作用的意向(opposed o`r mixed motives)（王斌，004）。虽然翻译活动中翻译的本质目的是沟通，让译语读者理解读懂原文的意思，但是原文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之间明显不存在有互动作用的意向。所以，总体上看，翻译活动属于非合作博弈。根据非合作博弈中动态和静态，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所构成的分类，以及原文化和译文化之间处于一种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状态，而且一种文化一方面本质上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这些事实，翻译活动中包括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翻译中得以应用的典型博弈模式有“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王斌，2004）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翻译中为了顾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共同利益：增进交流和理解，繁荣自己的文化，译者通常应该采取“囚徒困境”中的“优势策略”，即这是一种非零和（non zero-sum game,即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和在其他的博弈中一样，它假定每个博弈参与者（即“囚徒”或“译者））都是利己的（考虑自身文化价值），也就是说，试图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用译语文化表现而使得译文读者更易理解），而不关心另一个参与者的福利（原文文化的表现）。在囚徒困境中，背叛（归化）使得合作成为非常劣势的策略，其结果成为一种非合作均衡，即“纳什均衡”。归化是为了译语文化读者的利益（表现为以源文化为归宿倾向）用译语文化的标准（norms)“损害”了原文化，但同时也“损害”了跨文化的交际中对原文化的认识，使多元文化交流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不那么“理智”的异化翻译也许才是“囚徒困境”中的“优势策略”，例如：
“Both the communists and we crossed the Rubicon,” reflects Tadeusz Mazowiedi, a leading solidarity negotiator. “It’s really surprising how things went.”
A. “共产党和我们都已破釜沉舟”，团结工会主要谈判代表塔德兹?马佐维基沉思着说。“事情进展情况真让人吃惊。”
B. “共产党和我们都已跨过卢比肯河”，团结工会主要谈判代表塔德兹?马佐维基沉思着说。“事情进展情况真让人吃惊。”
（例句及译文摘自张向阳，2001：215－6）
该句翻译中“cross the Rubicon”如果归化翻译成“破釜沉舟”，则作为汉文化的译语读者一定很容易根据项羽在巨鹿背水一战大破秦军的历史典故，知道其“决心已下，誓不回头”的比喻含义，但却使译语读者失掉了了解同样精彩的古罗马恺撒（Julius Caesar)渡过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卢比肯河（the Rubicon)背水一战大败庞培的历史典故的机会。类似的翻译还有“meet one’s Waterloo”和“走麦城”等。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论的角度看，异化翻译是具有翻译优势的，而归化不是最佳的博弈策略。但是，在特定文化交际中过度异化，有时会让译语文化的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异文化“储存”而失去解读外来文化的兴趣，特别是口译时，由于时效限制无法加注或释译，绝对化的异化可能会给译语接受者带来困惑而对原文化误解，进而排斥，这时反而与翻译的交际目的“南辕北辙”。
再者，文化的多元化并不排斥文化交流，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反映了在一套动态的博弈对策中，任何博弈参与者在对方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单独改变策略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均衡”，这也是一种非零和博弈，但是它没有“囚徒困境”中的最佳策略，只有“相对优势策略”，决策和行动有了先后次序并影响结果，正所谓“先下手为强”。王斌（2003）指出，要在翻译中扩大自己文化的影响，也要采用“纳什均衡”策略尽可能地输出自己的文化概念，在一种文化中没有另一种文化

的表达时，异化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Fengshui“风水”，Kungfu “中国武术”（源于中文的 “功夫”），Mah-jong“麻将”Silk“丝绸”（源于中文的“丝”），Tai-chi（chuan）”太极(拳)”，Tao“道，道教”，Yin and Yang“阴阳”等，这样的异化比起一味地归化，用英语词汇来代替或解释概念更有利于汉文化的传播。类型的英译汉异化翻译有“艾滋病” AIDS， “蹦极” bungee等。但是，正如“囚徒背叛”所带来的非合作的“纳什均衡”那样，过度异化也同样会带来风险，例如：如果把“挂羊头，卖狗肉”异化直译为：He advertises mutton, hangs up a sheep's head at the shop front and sells dog meat. 恐怕没有西方人会理解，尤其谈到“狗肉”，他们更会反感，因为狗是他们最爱的宠物，但要是归化翻译为He applied bait-and-switch tactics in business. “他经商的策略是先引诱顾客来，再改变货物的品质。”或者简单的说：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则更容易为英美文化所接受。
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高质量译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译者）和可分配的资源（语言和文化），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原文化到译语文化）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译文目的语可读性）。翻译中，有这样的情况，异化和归化的使用失误，并非群体译者的局限性，而是由于某个单个译者对文化理解的局限性。试比较杨宪益夫妇和Hawkes所译曹雪芹《红楼梦》为例：
(1) 癞蛤蟆想天鹅吃 （曹：165）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Yang: 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Hawkes: 242)
可以看出异化手段的杨译文和霍氏“a wild-goose chase”所表现出的归化性译文翻译的差别。不同文化的读者的感受当然是不同的，译文的比较可以最大程度地让跨文化中的翻译更实在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也就是说，总有一方的读者会更受益。再如：
(2) 情人眼里出西施。（曹: 145）
(a case of )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Yang: Vol2: 681)
(a case of )”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awkes: Vol3: 588)
（例句和译文摘自许建平，张荣曦，2002: 37-8）
两位翻译家都选择了归化手段，当有现存的英语谚语所用时，归化成了最优的决策。无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如何，按照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如果多位译者（源语和目的语的）参与或合作翻译，如果这些翻译中有一种能使双方文化都能接受的话，无论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对读者来说，都是最理想的，最有益的。它也体现出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
三

翻译如同所有博弈一样必须遵循三个要素：参与者，博弈规则和结果评价体系。应该看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博弈思想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的理解和交流途径。“西方文化易于接受机会博弈，东方文化则易于接受策略博弈”（刘向晖，2003）。策略博弈要求参与者（译者）针对所处的局面，选择适当的行动策略，参与者的理性程度对博弈结果有较大影响。异化和归化应该被看作翻译博弈中的博弈规则，中国翻译者在英译汉时会习惯性采用归化手段，而在汉译英时译作中或多或少总会显露出异化的痕迹（许建平，张荣曦，2002），这也反映出目前不少译者驾驭目的语（英语）的能力和了解目的语文化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博弈论介入翻译决策的过程，正体现了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既然翻译可看作是一种博弈，它同样遵循均衡原则，寻求最佳、最优的解决。任何矛盾均有主次之分，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也如此。这种主次关系从博弈论上说都是动态的，无休止地争论孰主孰次就博弈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英译汉翻译中绝对化的归化，或者汉译英翻译中绝对化的异化，在博弈论看来都是不能到达均衡和最优的博弈，甚至还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翻译结果。博弈论还揭示出翻译归化和异化的最优来自于译者间的合作，跨文化交流中翻译一直在演绎博弈论中的"重复的囚徒困境"，最终的共同文化进步和翻译的沟通源于“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的策略：归化和异化的方法总是以合作开局，但从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归化和异化总是在一次次尝试、背叛、合作中交替进行着，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交流和翻译最终会赢得读者的认可，这就是有参与者、博弈规则的翻译博弈的结果评价体系。Nida曾指出“要判断某个译作是否译得正确，也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1964）因此，翻译博弈结果评价体系是由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来确定的，同时该体系还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作的反应加以比较，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从而实现翻译博弈中的归化和异化的最终辨证统一，这或许正是翻译博弈所带来的最大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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